德行是什么意思

1、仆射孔安国任晋孝武帝的侍中，幸福地得到孝武帝的恩宠礼遇。孝武帝死，当时孔安国任太常，他的身体一向瘦弱，穿着重孝服，一天到晚眼泪鼻涕不断，看见他的人都认为他是真正的孝子。

2、光明磊落 (guāng míng lěi luò)(德行是什么意思)。

3、五种法师之说来自于《法华经法师品》，经云：“若复有人、受持、读诵、解说、书写妙法华经，乃至一偈，于此经卷，敬视如佛，种种供养，华、香、璎珞、末香、涂香、烧香，缯盖、幢幡、衣服、伎乐，乃至合掌恭敬。药王，当知是诸人等、已曾供养十万亿佛，于诸佛所，成就大愿，愍众生故，生此人间。”

4、综观中国诠释思想史，可以清晰地看出孔子诠释旨在立德弘道而不拘泥于文字含义的深刻烙印。在儒家思想史上几个里程碑式的大家的诠释思想，皆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云，“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此处之“志”，意指作者、作品之大旨。所有对文字的解释，惟有“逆(迎合)志”、不“以辞害志”，方为得之。朱熹虽特别重视文字训诂、以求经文原义，但其立足点仍是德行，批评秦汉以来的儒者“惟知章句训诂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义，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朱熹解易，为的是“就占筮上发明诲人底道理”(65)；他主张解经不拘泥于文字，“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66)；认为“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以力行终之。”正因如此，朱熹认定“传道之任”在曾子。

5、庾公乘马有的卢，或语令卖去。庾云：“卖之必有买者，即当害其主。宁可不安己而移于他人哉？昔孙叔敖杀两头蛇以为后人，古之美谈，效之，不亦达乎！”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德行是什么意思)。

6、“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公职人员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就是要爱人民，让人民高兴。坚持一心一意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我们的公职队伍必将涌现出更多的人民满意的平凡英雄。(结尾)

7、据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八载，佛菩萨及其大弟子等，皆知深妙之法，又知众生根机之利钝而为之演说，故称大法师。狭义的法师则专指一般通晓经或律的行者，称为经师或律师。

8、看看现今社会这么乱，诈骗这么多，网路上什么希奇古怪伤天害理的事都有，这就是有了才干却缺乏德行的后果，总之，这句话是告诫每个男子要以德行为主的意思，而非叫男人不要重视才干。

9、在我国古代，通常称德行高深，堪为人天师表的僧尼为法师，如东晋道安法师、僧肇法师等。

10、(63)孔子言及其弟子时说：“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

11、实践智慧是我们从西方哲学中提取的概念，由于它与中国的诠释思想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被我们用来描述中国诠释传统的特征。但是，西方的“Phronesis”与国人所理解的“实践智慧”并不可等而视之，它们之间有同有异。所同者，就是它们都内在地包含着价值的向度，注重人自身的德行；所异者，主要是对于何谓“德行”的理解。形成这种差异性的根源在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与认知旨趣的不同。希腊语的“αρετή”(arete)在英译中被译为“excellence(卓越，这个词在中译本中有时之直接译为“美德”)或“virtue”(德性)正因古希腊的“Arete”概念兼含“德”与“行”两义，我以为用中文的“德行”概念来对译“arete”更为贴切。不过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术语翻译的困扰，从西方哲学家对“arete”的表述中把握其含义。我们在荷马史诗以及其他古代思想家中看到不少对于德行或美德的描述，诸如勇猛、公正、节制、友爱等，都被视为美德。沃格林(EricVoegelin)对此作出了这样的概括：“希腊诗人和思想家在忙于探寻德行(Arete)。他们所找到的，并非那个真正的德行，而是一整套德行。伴随着每一次新的发现，先前的发现之优势地位都被摧毁了；最终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后的发现是否使得此前的所有发现都无效了呢？抑或是否每一次发现都分化出人类经验的某一部分，因而惟有在所有的德行之实践中达到平衡，才能完全表达人的潜能。……对真正的德行之探索，终以这样一个发现收场了：德行是灵魂的习性(habituations)，它协调着人的生命与超越的实在；随着德行领域的全然分化，人的‘真实自我(trueself)’显现出来。这个真实的自我之中心，乃朝向超验的至善、亦即柏拉图的善(Agathon)而敞开。”(26)柏拉图在其《国家篇》对“Aretai”进行了系统的分析，通过对各种德行的比较研究，按照它们自身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构建人的灵魂秩序和构建城邦的正义秩序之贡献，对所列出的德行进行排序。其结果，智慧(wisdom)排在最高的位置在所有的德行中，智慧是最高的德行。

12、(69)王阳明：《传习录》，见《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3页。

13、德行：巴金 《寒夜》二六：“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

14、《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403~444年)编撰。他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被封为临川王。他“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招集文学之士，近远必至”。从这部书的内容来看，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思想，既有儒家思想，又有老庄思想和佛家思想，可能是出自多人之手，刘义庆招集的文学之士很可能参加了它的编撰。

15、克制、约束和严格要求自己，为集体的利益而努力。

16、举个例子来说，就像古人说的「无物」不是世上真的没有万物，而是在万物的围绕中，内心不起一点罣碍的意思；「无我」不是真的没有我，而是对于我的一切得失无挂于心的意思；「无念」也不是真的没有念头，而是没有妄念，在念头中依然自在的意思。

17、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18、(62)就“德行”所行的不言之教而产生的说服力而言，孔子与亚里士多德达到共同的见解。亚里士多德在阐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时提出了三种论证方式：(1)演说者的品格；(2)语言的修辞手段；(3)基于事实的推理。在这三者之中，“演说者的品格具有最重要的说服力量。”(参见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亚历山大修辞学•论诗》，颜崔延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19、王朗每以识度推华歆。歆蜡日，尝集子侄燕饮，王亦学之。有人向张华说此事，张曰：“王之学华，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远。”

20、　　这则报道一经刊出，马上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对待这件事情上，大多数人还是很冷静的。有些人在赞美，说她这是一种孝心，但是很多学者都撰文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当的行为。她这种行为确实也是出于至诚之心，是一个女儿对父亲由衷的爱意。在父亲面临生命危险的时候，她要用自己的身体来救自己的父亲，从心经上看是一种至孝的行为，但她的死却会给父母带来用就的悲伤。如果就像她所期待的那样，用她的肝脏救活了父亲，那么她的父亲即使得到了生命，但是留给他的也是无尽的哀伤和悲痛。如何做到一个女儿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孝呢？想想看，父母大半辈子的养育和栽培，难道是为了让她付出健康生命的代价来换取自己的命吗？这可能是对父母最大的伤害和打击。所以，行孝还需要智慧，尤其要考虑到父母的感受，否则可能事与愿违，达不到行孝的愿望，还让父母伤心难过。

21、显赫声誉成就于同僚朋友之中，道德品行确立在自己的意志里。

22、初桓南郡、杨广共说殷荆州，宜夺殷觊南蛮以自树。觊亦即晓其旨，尝因行散，率尔去下舍，便不复还。内外无预知者，意色萧然，远同斗生之无愠。时论以此多之。王仆射在江州，为殷、桓所逐，奔窜豫章，存亡未测。王绥在都，既忧戚在貌，居处饮食，每事有降。时人谓为试守孝子。

23、顾荣在洛阳，尝应人请，觉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辍己施焉。同坐嗤之。荣曰：“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后遭乱渡江，每经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问其所以，乃受炙人也。祖光禄少孤贫，性至孝，常自为母炊爨作食。王平北闻其佳名，以两婢饷之，因取为中郎。有人戏之者曰：“奴价倍婢。”祖云：“百里奚亦何必轻于五羖之皮邪？”

24、(15)《朱子语类》卷“卜筮”。见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12196页。

25、南郡公桓玄打败荆州刺史殷仲堪以后，逮捕了殷仲堪的将佐十来人，咨议参军罗企生也在里面。桓玄向来待企生很好，当他打算杀掉一些人的时候，先派人去告诉企生说：“如果向我认罪，一定免你一死。”企生回答说：“我是殷荆州的官吏，现在荆州刺史逃亡，生死不明，我有什么脸向桓公谢罪！”绑赴刑场以后，桓玄又差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26、实践智慧在理解理论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得益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思考。他尝说：“我自己曾尝试超越近代科学理论和精神科学哲学的视野，将诠释学问题扩展到人的基本语言性。其终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德行(TugendderVernünftigkeit)，就是实践智慧、诠释学的基本德行(Grundtugend)本身。它成为我自己思想的构造模式。因而在我眼中，诠释学这种应用理论，亦即联结一般与个别的理论，乃是核心的哲学任务。”(30)我们知道，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中，探讨实践智慧之本质(dasWesenderPhronesis)的问题已被置于一种“中心位置”。(31)

27、9,君子独处，守正不挠。出自：《汉书·刘向传》有的人单居独处，也坚守正道，不肯屈从。

28、(44)参见罗蒂：《后哲学文化》(黄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第146-147页；《哲学与自然之镜》(PhilosophyandtheMirrorofNature)，李幼蒸译，三联书店(北京)，1987年，第278页。

29、“立德”：做人，“立言”：做学问。做人最为重要，然后才是做学问。

30、德莫高于博爱人，而政莫高于博利人。——贾谊

31、吴道助和吴附子兄弟俩住在丹阳郡官署的后面。遇上母亲童夫人逝世，他们在早晚哭吊以及思念深切、宾客来吊唁时，都顿足号哭，哀恸欲绝，过路的人也因此落泪。当时韩康伯任丹阳尹，母亲殷氏住在郡府中，每逢听到吴家兄弟俩的哭声，总是深为哀伤。她对康伯说：“你如果做了选官，应该妥善照顾这两个人。”韩康伯也和他们结成知己。后来韩康伯果然出任吏部尚书。这时大吴已经死了，小吴终于做了大官，非常显贵。

32、《法华文句》曰：“法者轨则也，师者训匠也……师于妙法自行成就，能以妙法训匠于他，故举法目师。”

33、　　本来这句话的上联是“男子有德便是才”，而下联才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第一句：“男子有德便是才”，这话是希望一个有为的男人，要以德行为主，以才干为辅的意思，而非叫男人不要重视才干。

34、5,一个人办事大圆满顺利就会有人出来诽谤他，一个人德行太高尚就容易招来别人的非议。

35、助人为乐 (zhù rén wéi lè)

36、晋文王称赞阮嗣宗是最谨慎的，每逢和他谈话，他的言辞都很奥妙深远，未曾评论过别人的短长。王戎说：“和嵇康相处二十年，未曾看见过他有喜怒的表情。”王戎和和峤同时丧母，都因为尽孝得到赞扬。王戎骨瘦如柴，和峤哀痛哭泣，礼仪周到。晋武帝对刘仲雄说道：“你经常去探望王戎、和峤吗？听说和峤过于悲痛，超出了礼法常规，真令人担忧。”

37、“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最先的解释是在高位者，他就有领导的作用，他的作用就像风一样；在低位者，低阶的人，低阶的百姓，它的作用就象草一样，风过去草就跟着倒下去。孔子把君子跟小人转成道德的意义，所以这一句话也可以一样解释：一个有德者，他的作用就像风，一个无德者，他的作用就像草。也是一样的，到最后道理一样。不一定是在位者啊，这就是儒家之所以为儒家，孔子之所以为孔子的地方。

38、后来韩康伯邀范宣一起坐车，在车上撕了两丈绢给范宣，说：“一个人难道可以让老婆没有裤子穿吗？”范宣才笑着把绢收下了。王子敬病重，请道家主持上表文祷告，本人应该坦白过错，道家问子敬一向有什么异常和过错。子敬说：“想不起有别的事，只记得和郗家离过婚。”

39、　　一个孝子应当完善自身德行，不能因为自己的某些行为连累到父母，让他们感到惭愧。孔子说：“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

40、但是，就儒家作为入世之学，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匡时济世，因此也就特别注重“行”。《左传》中提出了“三不朽”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孔颖达注曰：“立德，谓创制垂法，博施济众；立功，谓拯厄除难，功济于时；立言，谓言得其要，理足可传。”(53)显然，此“三不朽”均立足于“行”，而非内在于心的“德”。即便是“立言”，也不外乎因其“行于世”而有补于世教才跻身于“不朽”之列。

41、西方诠释学发展至今，已经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众所周知，西方的方法论诠释学，到了E•贝蒂就几乎止步不前；而作为本体论的诠释学，自伽达默尔以后也已转向了更为彻底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诸如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与罗蒂的新实用主义诠释学，它们的相对主义特征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宗旨相去甚远，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诠释学本身在他们那里并未发展成一种新的诠释学形态，而是已被彻底解构了。

42、光禄大夫祖纳少年时死了父亲，家境贫寒，他生性最孝顺，经常亲自给母亲做饭。平北将军王义听到他的好名声，就把两个婢女送给他，并任用他做中郎。有人跟他开玩笑说：“你也就值两个婢女。”祖纳说：“百里奚又何尝比五张羊皮轻贱呢！”

43、(31)Vgl.Gadamer:“ZwischenPhänomenologieundDialektik”(在现象与辩证法之间)，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86,Bd,S.

44、下面的同学鸦雀无声，接着有个同学说：上联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45、王平子、胡毋彦国等人都以放荡不羁为旷达，有时还有人赤身露体。乐广笑着说：“名教中自有令人快意的境地，为什么偏要这样做呢！”郗鉴在永嘉丧乱时期，住在家乡，生活很困难，经常挨饿。乡里因为他德高望重，便大家轮流供他饭吃。郗鉴经常带着哥哥的儿子郗迈和外甥周翼这两个小孩去吃。乡里说：“各家自己也穷困挨饿，只是因为您的贤德，想合伙接济您就是了，恐怕不能兼顾两个小孩。”

46、   伽达默尔在其思想形成时期就已经注意到了“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他在1930年完成的《实践知识》(PraktischesWissen)一文中，就已在海德格尔启发下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来解释Phronesis。该文后来收入《伽达默尔著作集》第五卷。

47、社会上有很多为我们默默奉献的老实人，他们为人诚挚，默默付出，从不吹嘘。但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只要能做到身教重于言教，为人诚恳，真挚，自会有强烈的感召而深得人心。(结尾)

48、道德指衡量行为正当的观念标准。不同的对错标准是特定生产能力、生产关系和生活形态下自然形成的。一个社会一般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只涉及个人、个人之间、家庭等的私人关系的的道德，称私德；涉及社会公共部分的道德，称为社会公德。

49、(41)Gadamer:“HermeneutikalstheoretischeundpraktischeAufgabe”(作为理论与实践的任务的诠释学)，inGadamer,GesammelteWerke(伽达默尔著作集)，J.C.B.Mohr(PaulSiebeck)Tübingen1986,Bd.S.316-3

50、叶圣陶 《给少年儿童写东西》：“一定要使少年儿童喜欢看，看了能懂，能得到好处，无论在品德方面，知识方面，还是娱乐方面。” 

51、指具足功德之行法，即修三学、六度者。仁王经卷上(大八二五上)：“有十亿七贤居士德行具足。”

52、王朗常常在识见和气度方面推崇华歆。华歆曾经在蜡祭那天把子侄聚到一起宴饮，王朗也学他的做法。有人向张华说到这事，张华说：“王朗学华歆，都是学些表面的东西，因此距离华歆越来越远。”

53、广义的法师，是指佛陀及其弟子。如佛的十种名号中有“天人师”之号，是指佛是为天人等说法的大法师。

54、如果我们将中国诠释学的构建纳入到世界的“诠释学”视野中来考察，它就不仅是作为整体的诠释学思考的一个重要部分，而且还是诠释学研究得以突破目前的发展瓶颈，进而提升为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德行诠释学”——的决定性因素。依我之见，德行诠释学应当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对中、西方各种诠释思想资源的全面的分析与整合。这项综合性的研究主要包含了诠释的方法论、本体论与德行论三个方面的工作。质言之：(1)关于诠释学方法论问题。需厘清西方诠释规则与方法论、特别是贝蒂的诠释学方法论体系；认真梳理中国解经史的诠释经验在此基础上提炼出能够融合中西、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的诠释方法论，用以获得对文本的最大限度的正确理解。而所有基于个人体悟的意义发挥，须建立在对文本尽可能正确的理解之基础上；(2)关于诠释学的本体论。我以为这项研究的重点是伽达默尔诠释学与阳明心学比较研究。他们的共同点是将理解视为意义的创造活动，不惟主体通过理解而得以自我实现，而且我们整体的精神世界也是通过理解建立起来的。伽达默尔学说与阳明心学的互补性在于，前者从实践哲学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理解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定性，后者立足于经典的解读、体悟以及依据经典的践履，将经典之旨化为自己的内在生命，此中便蕴含着引导着理解的价值导向。中国诠释传统中的这种价值导向性，乃是我们建构德行诠释学深厚的思想资源；(3)德行诠释学乃是继方法论与本体论诠释学之后的新型诠释学。要而言之，它是一种以“实践智慧”为基础、以“德行”为核心、以人文教化为目的的诠释学。它并不排斥诠释学的方法论与本体论探究，而是将其纳入自身之中，并以德行为价值导向来重新铸造它们。在理论层面上，方法论的制订与本体论的构建，均应循着德行所指示的方向展开；在实践层面上，我们的内在修行与见之于外的行为，亦须以德行为鹄的。

55、可依据法师的专长及其弘法的差异，分为受持、读经、诵经、解说、书写等五种，称为五种法师。

56、王祥事后母朱夫人甚谨，家有一李树，结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时风雨忽至，祥抱树而泣。祥尝在别床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母于是感悟，爱之如己子。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

57、　　有一位13岁的少女，为了把自己的肝脏捐献给已经患了肝癌的父亲，她服了200片安眠药自杀。在服药前写了一封遗书，说：“妈妈，对不起，我不能陪你了。我死后把我的肝脏移植到爸爸的身体里救爸爸。”

58、(反思是进步的阶梯，是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法宝。学会在观察中反思，让微小的瑕疵转化为宝贵的教育资源；学会在读书中反思，让书籍成为我们精神生长的支点；学会在科研中反思，让教学与科研成为生成教育智慧的契合点；学会在生活中反思，让思得、思失、思改成为一种习惯。反思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学会以反思为刀，入骨三分地剖解自己的不足，剖解教育的不足，剖解孩子的不足。)

59、但是照心理学家的一种研究，人类对于痛苦的经验都记得比较牢。为什么？活该嘛，他正常的事不去记得，快乐的事不去记得，说一想起来，人生都是痛苦，不如意十之八九。其实没有那么严重，首先是主观的转化，接下去他会产生客观的作用，也就是说，你真的可以转化这个环境，千万不要认为这是谈何容易：“我人微言轻，我年纪不够，我学问不够。”——这些都不是理由，就是你的诚意够不够！

60、德才兼备(décáijiānbèi)    

61、她被我问得楞了一下，然后说：「嘿！有吗？有上联吗？」

62、道德和品行：先生的文章、～都为世人所推重。

63、(56)程颐、程颢：《二程集》(王孝渔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1027页。

64、　　《弟子规》讲：“德有伤，贻亲羞。”意思是说要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不可以作出伤风败德的事，使父母亲蒙受耻辱。

65、刘尹在郡，临终绵惙，闻阁下祠神鼓舞。正色曰：“莫得淫祀！”外请杀车中牛祭神。真长答曰：“丘之祷久矣，勿复为烦。”谢公夫人教儿，问太傅：“那得初不见君教儿？”答曰：“我常自教儿。”晋简文为抚军时，所坐床上尘不听拂，见鼠行迹，视以为佳。有参军见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杀之，抚军意色不说，门下起弹。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怀，今复以鼠损人，无乃不可乎？”

66、　　一个孝子，他知道要保全家业，要对得起父母，不可以让父母蒙羞，所以他不会干出那些非法非德之事。因为他有孝心，孝心是对父母，对家族负责任的心。人如果有责任感，他处处都懂得谨慎，不会为所欲为，“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

67、德行：巴金 《寒夜》二六：“她虽然自夸学问如何，德行如何，可是到了五十高龄，却还来做一个二等老妈，做饭、洗衣服、打扫房屋，哪一样她做得出色！”

68、当前加强d员干部道德教育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不可避免的重大问题。“善为吏者树德，不善为吏者树怨”。政府应该用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看干部，以较高的道德水准量干部，以开拓创新的标准选干部，凭正确的政绩观用干部，引导干部重德、养德、积德。(提出对策)

69、   本文的任务就是阐明“中国诠释学”何以是一种“德行诠释学”。本文将以中西诠释思想的比较研究为进路，目的有二：一是借鉴西方诠释学对于概念的精细辨析来完善我们对中国诠释传统的理论分析；二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目前所面临的发展困境之深入了解，借助于中国诠释传统的思想资源来求其解困之道。这一过程，不仅为西方诠释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将由此而建立起一种以“立德”为宗旨的新型诠释学——德行诠释学。

70、《周礼》指出了三种“德”，即至德、敏德和孝德。据朱熹，“至德”就是“诚意正心，端本澄源”；“敏德”为“强志力行”；“孝德”是指“尊祖爱亲，不忘其所由生”。(11)此三德之定位与功用为：“至德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周礼·地官》)在朱熹看来，此三德相须为用，不可偏废：“盖不知至德，则所谓敏德者散漫无统。……不务敏德，而一于至，又无以广业，而有空虚之弊。不知敏德，则孝德者仅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于神明；然不务孝德，而一于敏，则又无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12)而《周易》本为卜筮之书，孔子以“德”解之，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13)因孔子主张读《周易》应观其中“德”之义理，所以说“后其祝卜”。但是欲知“德义”，仍须从卜筮入手，此乃因为《周易》是文王被囚于羑里的“讳而避咎”之作，不得已将其“仁”、“志”隐于卜筮之中。(14)正如《周易》所示，易有圣人之道，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物。(参见《系辞上》)朱熹解《周易》颇有心得，尝说：“易以卜筮用，道理便在里面。”“说卦中说许多卜筮，今人说易却要扫去卜筮，如何理会得易！”(15)此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所要告诉我们的：理解《周易》，要先明卜筮，由卜筮而知象数，由象数而达德义。若停留于卜筮，则为“巫”，止步于数，则是“史”。只有进至义理的层面，方知圣人之道。一切义理的探索均以“德”为核心而展开，“德”乃是研习《周易》之旨归。

71、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远来相视，子令吾去；败义以求生，岂荀巨伯所行邪？”贼既至，谓巨伯曰：“大军至，一郡尽空，汝何男子，而敢独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忍委之，宁以我身代友人命。”贼相谓曰：“我辈无义之人，而入有义之国！”遂班军而还，一郡并获全。

72、强盗听了互相议论说：“我们这些不讲道义的人，却侵入有道义的地方！”于是就把军队撤回去了，全城也因此得以保全。华歆对待子弟很严肃，虽然是在家里，礼仪也像在朝廷上那样庄敬严肃。陈元方兄弟却是尽量实行和睦友爱的办法。但是两个家庭内部，都没有失掉和睦安乐的治家准则。

73、将“易简”视为“易”之三义之首，并称其“配至德”，其思维进路显然是着眼于“行”。正如《周易》所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55)(《系辞上》)是故，在程颐看来，“天下之理”、“乾坤之道，易简而已。”(56)正因“易简”而人皆可知(“易知”)、皆可从(“易从”)，而后才能“有亲”、“有功”，成就贤人之德与贤人之业。不知不从者，非不能也，而是不为也。

74、这里说明法师能根据众生根性，善为说法指导，就如药师，能应病与药。

75、《法华经序品》曰：“常修梵行，皆为法师。”

76、伽达默尔的“实践智慧”概念源自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将全部“科学”分为三个部分：理论科学(theoretischeWissenschaft)、实践科学(praktischeWissenschaft)和创制科学(hervorbringendeWissenschaft)。(32)在这三类“科学”中，实践智慧归属于实践科学。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阐发了实践智慧这一概念。他区分了人类认识与把握事物的五种知识类型：即技艺(technē)、科学(episteme)、实践智慧(phronesis)、理论智慧(sophia)、努斯(nous，良知、直觉)，(33)这五种知识处于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对于伽达默尔诠释学而言，厘清“实践智慧”显然是最关键的：努斯(良知、直觉)无需论证地提供了其它科学的起始之点，而它本身却受到了传统或者说社会习俗的制约。努斯之形成，依赖于社会成员长期的共同生活中所达成的共识，这种共识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就此而言，努斯与实践智慧有着直接的关联：努斯是实践智慧所从出发的起点，在另一方面，实践智慧的长期积累也会改变人们的直觉或良知；技艺与制作(ποιἑω，Poiesis，Machen)虽然是人的有目的行动，但两者均与“实践”(Praxis)无关也与科学无关。亚里士多德眼中的“实践智慧”，乃具备了与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实践品格。它本身就是一种德行而非技艺。(35)具有实践智慧的人善于思考对其自身是善的与有益的事情，也善于思考总体之善。(36)以此思之，实践智慧中包含了一个价值向度，也因此得以在功能上与科学区分开来：科学求真知，能断对错；实践智慧能辨是非善恶，并激励人趋善避恶，因为善是对自己和别人都有益处的。

77、善于做狱吏的人，树立的是品德和威望；不善于做狱吏的人，树立的则是敌人和报怨。

78、(微笑是理想和激情的流露，更是爱的散发。微笑能让冰山融化，让隔阂消除；微笑能让心灵的荒原萌发生机，让迷惘的灵魂觉醒；微笑能让孩子走出悲弱和胆怯的阴影，让孩子重新沐浴理想和激情的光辉。微笑能造就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孩子。)

79、(19)(宋)朱震：《汉上易传》，卷一。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