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巴金的资料

1、八十年代，当巴金写《随想录》的时候，韦君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负责人。我亲身经历过一件事情。一九八二年我毕业之后分到《北京晚报》，一九八四年做一批作家近况的报道，当时我专门写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胡风、冰心、艾青、萧乾、聂绀弩、端木蕻良等这样一批人。其中有一篇写胡风，梅志告诉我，胡风正在写《胡风评论集》三卷本的后记，很长，几万字。我就把这个消息发了，发完之后，报社很快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公函，说我们还没有决定出这本书，你们为什么把这个消息发出来呢？那时候是韦君宜执政。

2、巴金接受无政府主义信仰时的分裂性所带来的困惑和无法逾越的矛盾，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自身中的悖论：他们虽然号召取消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但它最初是作为解决国家、民族危机寻求现代化的一种方案在中国传播的，因此，在批判民族主义的同时，又难以真正地超越民族主义。同时，也能够看到巴金等人也在直面这些矛盾，在主义与现实、信仰与行动之间采取灵活的处理态度。这是面对具体环境、时机和问题的时候，一个理智的人所能够采取的切实的策略，它未必就意味着信仰的改变和背叛。在恒常的原则下也有所变化，这个看法或态度也是我们讨论巴金国家观的背景和前提。

3、现代文学馆的设计者很高明。他们在大门上设计了巴金的手模。今天或者未来的人们，都将与巴金的手触摸，在他的导引下，走进历史场景之中。

4、第二阶段，创作前期。少年的家庭生活和十几年的求学生涯，给他的人生烙上了深深的痕迹，他自己也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因此，在他的前期作品中，这方面的题材占着很大的比重。1928年归国后，他便涉足文坛，勤奋写作。他与鲁迅有过通信、投稿关系，在《北新》《语丝》和《奔流》等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作品。1930年，他在南京参加了中国文艺社，并担任了大约半年的《文艺月刊》的编辑，很快即因与王平陵等人在编辑方针上产生分歧而辞职。就在这一时期，他结识了巴金、杨晦等人，在他们的关心和帮助下，于1933年先后出版了《晞露集》和《寄健康人》两本集子，这是他前期创作的主要代表作；1939年出版的《废墟集》，所收大都也是1937前的作品。在缪崇群的前期创作里，主要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受，以及发生在周围的凡人小事，如对亡母、情人的追怀之恋，对师长、同学的思念之情，对异邦生活的感慨描绘等等。他写来如叙家常，明白晓畅，而又时时处处散发着深沉真挚的感情，显示了他平实、精细的风格和善于抒情的特长。

5、我们需要努力提升自己，不迎合、攀附任何人。每个人都有无数的可能，世上最重要的事，不在于我们在何处，而在于我们朝着什么方向走。

6、这是巴金在上海武康路的家，从五十年代初至今，他在这里居住了将近半个世纪。跨过大门，穿过草坪小径，走进客厅，走进书房，走进卧室。在这里，他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有关巴金的资料)。

7、在我的童年时代，有一件小事曾经深印在我脑中，久久不能忘却：有一个时期，我常常看到大姊倚门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埋头看书。有时，整整一个下午，动也不动地在那里读啊读啊，天色渐渐昏暗了，母亲已经好几次呼唤我们吃晚饭，但是大姊仍然端坐不动，却还发出了唏嘘的悲泣声。原来她在读巴金的《家》。她为书中主人公的不幸命运流下了同情的热泪。我当时很诧异，这是一本什么书，何以有这么大的魔力？但这个谜，是在我长大以后才渐渐解开的。

8、1956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见文艺界人士，与巴金(右一)握手。

9、作品结合抗战期间的社会现状，展现了波澜壮阔的社会现实，控诉日寇的血腥暴行，赞扬了军民奋勇抗战的精神品质。

10、1923年巴金(后排右一)离家之前与继母和弟兄

11、鸣凤是阶级压迫的受难者。痛心疾首而又无力反抗的力量禁锢着她的感情，她与觉慧爱恋，她的自由，她的一切对幸福生活的希望，她不能自主，她得受人摆布。“人与奴”“爱与卑”在这个少女的心中这两对矛盾越来越尖锐，交锋越来越激烈。她的死是被压迫阶级对压迫阶级的强烈反抗。她到底用是清白之躯捍卫了自己作为人的尊严；她用自己年轻优美的生命向专横残酷的封建等级制度提出最严厉的抗议！鸣凤的死加速了高家衰落，尤其在高家垒筑的封建仕宦的脆弱而又顽固高墙上打开了一道缺口，唤醒了高家第一个叛逆者——觉慧。 

12、三房的克明在女儿跑后有所悔悟。两个弟弟却想卖掉公馆分家，儿子又不争气，克明在郁闷中丢下怀孕的妻子去世。淑英的丫头翠环敬佩觉新为人，三太太决定将她给觉新。四太太王氏为了利益将六少爷觉世过继给陈姨太(她刻薄到自己的丫头倩儿死了也只是让“下人”抬走，对觉新买棺材大为不满)，克定克安大胆地将小旦请到公馆里唱戏，还在外面“包养”。四小姐淑贞受不住克定与沈氏的争吵及沈氏对其仇恨跳井身亡，沈氏万分痛苦，决定带着春兰与袁成离开。(有关巴金的资料)。

13、它就是《繁星》，一篇明明白白不足500字的文章，可它向我展现出一个热爱自然，特别是对于星星的情有独钟，在我看来，似乎是无人能比的了。俗话说：“文若其人。”或许，慢慢品味这篇美文，就能渐渐了解巴老，走进巴老，彼此之间能用心来交流。

14、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

15、趁自己还年轻，给自己一个机会。努力奔向自己想要的生活。

16、1955年2月，《春》《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

17、四个月后，巴金正式发出“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

18、追求真实，在《随想录》中一遍遍地虔诚而痛苦地忏悔，剖析自己的灵魂，猛烈地批判封建伦理道德、深挖国人灵魂中的奴性，以人格的魅力参与现代伦理文化的建设。

19、高家最具批判与反抗意识的一个人，也是当时社会进步青年的典型代表，与大哥觉新形成鲜明对比。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平等地对待各个阶层的人。喜欢丫头鸣凤，但最终因鸣凤不忍被嫁给冯乐山做小投湖自尽和自己那“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理想破灭，随后又目睹了梅、瑞珏的死等一系列悲剧，终于无法忍受离开这个家。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曾一起开报社办报纸宣传新思想。 

20、《索桥的故事》是巴金先生描写四川都江堰安澜桥的一篇散文，被收入北京师大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教材中。

21、 “平民”的“史”“诗”：巴金抗战小说再论

22、“巴金是一本大书，这本画册就像‘理想的前言’，引导读者进入探索巴金的精神世界。”出版方、浙江摄影出版社总编辑林青松形容道。

23、巴金诞辰114周年献礼布面精装合订本全新上市

24、改变巴金人生走向的却是意大利工人凡宰地、萨柯的死。

25、我常说，巴金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坛的一棵大树，如同当年鲁迅也是一棵大树，为年轻的巴金、胡风等人遮风挡雨一样。

26、虽然我并没有细读许多巴金巴金的著作，对这位文坛巨匠的人生故事也知知甚少，但是巴老的一篇文章却让我记忆犹新。

27、“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诉。”

28、巴金编著的《随想录》(合订精装本)包括《随想录》《病中集》《真话集》《探索集》《无题集》五集。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29、未来，上海之巅读书会还将推出聚焦创作者的“写书”系列和聚焦幕后策划编辑等的“做书”系列，为好书和读者架起桥梁。

30、(16)　曹禺：《致巴金——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第8版。

31、1982年5月，筹建中的文学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巴金在给罗荪的信上说：“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28)胡乔木亲自致信巴金，是为巴金释忧，大家都知道巴金在为此事挂心。筹委会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于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前往祝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的还有：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29)这个临时馆址是在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等各方面协调下才解决的，然而，它并非最理想的保存资料的地方。有人曾描述当时的状况：“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的遗物，曾为慈禧的驻跸之地，园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五千，而使用面积又递减一半。房屋是砖木结构，刚经历了一场焚去三座大殿的大火，断壁残垣，枯树荒草，令人触目惊心。院内有几处用房尚被占住，麻烦层出不穷。文学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挺身去应付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考验了。”(30)

32、(13)　巴金1981年1月25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81页。

33、病中的巴金，多么想来到这里，用自己的手推开这扇门。哪怕不再能写一个字，哪怕不再能说出一句话，但他只要健在一天，他的心就一定与这扇大门连在一起的。他一定会在梦中走进这里。

34、(20)　罗荪1981年2月12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5—266页。

35、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1956年上海电影制片厂陈西禾导演的《家》中饰演过觉新的孙道临，2003年写过一篇短文，除了向巴金表达衷心的敬意和感谢，还表达过遗憾，“上世纪80年代初，经他的同意和编剧叶丹合作改编他的另一部小说《灭亡》为电影剧本，可惜未能投入拍摄”。

36、1945年1月15日，缪崇群贫病交加，在重庆溘然长逝，巴金听到噩耗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当时，为纪念良友图书公司成立二十周年，赵家璧准备出版一本名叫《我的良友》的纪念文集，他向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二十位著名作家发出了约稿信，信中说：“拟仿美国出版《读者文摘》中之特栏‘我所最不能忘怀的人物’，请你写你生平一位最不能忘怀而值得纪念的朋友。”1946年1月，《我的良友》一书在上海出版，开卷第一篇就是巴金写的《一个善良的友人》，这是为悼念缪崇群而写。巴金写道：

37、再从内容看。《巴信》与高士其信中的第一句均为“一九五六年来到了”，而后者写于“一月三日”。虽然不能完全认定“来到了”必须写于“来到”以后，但依据以上分析，笔者以为，《巴信》应写于1956年到来之后的1日至4日，也就是出国前三四天里的某一天。

38、罗荪回信，谈到他在北京为此事奔走的初步成果：

39、资讯|巴老终于“来到”大连——巴金与友朋往来手札展、第十三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开幕

40、当时很多有文化眼光的领导的支持是文学馆得以建成的重要保障：

41、这是李锐先生。在高级干部里面，李锐先生是率先写回忆录的人，他的《庐山会议实录》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应该是传世之作。他的写作也是和当时巴金这些文人的写作构成了整体。我当时找他，是因为他写了一些杂文，我看到了，后来又写了小文章，我就找了他，变成了他的随笔集，后来就请他写了这本回忆录《大跃进亲历记》，守在陈思和与我主编的“火凤凰文库”。

42、大花鸡、小凤头鸡、麻花鸡、乌骨鸡……巴金可以叫出它们一连串的名字。他最爱的是大花鸡。

43、13：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44、八十年代最重要的一批老人，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在了，他们做的事情没有人再谈了，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这一代人都是那一代人付出了巨大的精神代价，才换来后来文化和思维空间的相对拓展。这时候我们对老一代人那时候做的事情，不能漠视，更不能淡忘。历史不是孤立的，年轻人的成长，和老年人走在前面挡风挡雨是分不开的。比如说巴金80年代的时候，有一些年轻作家受批评，像沙叶新《假如我是真的》、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水运宪《祸起萧墙》、谌容《人到中年》等这样的文学作品受到批评，或者评奖不能评的时候，是巴金写文章为之辩护。当时巴金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他实际上用这种方式为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付出很大的代价，做出很多贡献。

45、八十年代，当时我在《北京晚报》工作，一九八六年，“文革”结束十周年之际，我们“五色土”副刊做了一个征文叫“难忘一事”，七千多篇来稿里面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谈“文革”的。只发表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我觉得文章太珍贵了，就重新选了一些当年的红小兵的回忆，包括批斗吴晗，抄田汉家的回忆，编了一本《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我请冰心写序，冰心在序的第一行就谈到她刚读过巴金的《十年一梦》的文章。

46、《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

47、▶ 浦东开出一朵艺术“金兰”！东艺让市民赏艺路线“东移”的这15年

48、出版社和时间空白，预留使用时填写，这是巴金在1980年代初写给出版社的通用信函。巴金一生不曾领过国家的工资，靠稿费生活，这份短简自断“财路”，等于把自己的生活保障都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这足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心中的分量。

49、《憩园》父子故事中，杀父弑父因素很明显。与电影共同点是矛盾对立，纠缠当事人之一死亡也留下人们带来和平与幸福。在《吾儿不肖》这部电影里面，奥利佛之死最终实现威廉和丽薇亚的结合，在《憩园》里，小虎的死把赵家的阴影从憩园除去，而给姚国栋和万昭华带来圆满，引出问题的解决，如此设计从小说故事构造角度来看，或许无法推辞取巧就易之讥。作家对这样的特色有没有自觉？我认为这也是巴金原著当中另外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总之，我认为《憩园》这部还有“精读”的余地和“解读”的空间。

50、1951年2月，编选散文集《华沙城的节日枣波兰杂记》3月出版。

51、回到巴金的本质固然重要，但是回到巴金的现象，坚持巴金的现象，以便从中对美学的创造性刻画搜集丰富的形象和材料就显得更重要。启蒙群众与改造社会，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言与行之间的矛盾纠葛，直观地、感性地、纠结地、执拗地展示在巴金日记中，也迫使巴金长篇小说《群》写作没有完成。巴金的生命经历是一尊研究多灾多难，曲折延伸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活化石，同时也是一部浸透文化回顾现代启示录，既然是活化石，要品味，要考古，要让巴金文本说话，要让巴金的经历和事实说话，这才是回到事物本身的路径。

52、(25)　罗荪1981年7月14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7页。

53、然而巴金也绝非只是一味任情纵笔、狂放无羁以至流于粗糙简滥。在具体驾驭这种平白率真、热烈酣畅的文字时。

54、巴：就是有一点，因为电影时间不能太长，所以小的地方，我觉得缺少一点婆婆和媳妇和解的镜头。

55、(29)　郑荣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正式成立，胡乔木前往祝贺，巴金赠巨款和大量藏书》，《人民日报》1982年10月17日第1版。

56、就是在几十年以后，巴金还是深深怀念着他心目中的善良友人，一代散文名家缪崇群。1985年9月，笔者为写作以缪崇群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应百花文艺出版社之邀编辑《缪崇群散文选》，曾写信向巴金求教。信发出后仅几天，一封写着颤抖字迹的巴金亲笔信就飞到笔者手中，他不但仔细回答了笔者提出的疑问，还寄来了有关参考资料以表支持。迟至暮年，巴金的一颗心，还是火热的。

57、贤良江，又叫边海河，位于北纬十七度，属越南广治省。河上有贤良桥，1952年由法国殖民者建造。1954年7月日内瓦协议以后，成为越南南北方临时军事分界线，也叫“十七度线”。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被美军完全摧毁。

58、我很喜欢文中描写繁星的一段：“深蓝色的天空里悬着无数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动，星也在动，它们是这样低，真是摇摇欲坠呢！渐渐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好像看见无数萤火虫在我的周围飞舞。海上的夜是柔和的，是静寂的，是梦幻的。我望着那许多认识的星，我仿佛看见它们在对我霎眼，我仿佛听见它们在小声说话。这时我忘记了一切……”试试静静闭上眼睛，脑海中是不是能勾勒出这样美丽的画面呢？静寂的夜，星群密布的蓝天……让人不经意地联想到另一位大师凡·高的作品—《星夜》，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而给人们带来的却是同一种美丽的境界，如果要给这两幅画打个分的话，我想《繁星》一定更胜一筹，因为它没有色彩及线条的束缚，给读者留下一片想象的天空，想象是美丽的，无边无垠的，能带每一个读者都不一样的“繁星”，这也是《繁星》的魅力之一吧，可见巴老又是如此高明，不仅把繁星之美带给我们，更创造出《星夜》望尘莫及的艺术效果。文末处写到“那个天上的巨人”，似乎是个悬念，想必这“巨人”不只是单单指天上的星星吧！

59、“许多作家一辈子都收不到一封读者来信，但巴金故居却收藏了不同历史时期许许多多读者的来信。”

60、1927年1月15日早晨，巴金同几位有志青年乘邮船从上海出发，2月20日到达巴黎巴黎，在海上历时37天。巴金对祖国充满了深沉的爱，为国家民族的不幸遭遇而担忧。在漫长的旅途中，巴金常常清晨起身凭栏观看日出。在浩瀚无垠的大海上，光芒四射的红日喷薄而出，这自然界的伟大奇观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使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把旅行见闻整理成《海行杂记》39篇。

61、孙：关于《寒夜》。1961年我写过一篇谈《寒夜》，1981年还是1980年又写过关于《寒夜》的文章，1981年写的是最近的看法。阙文他们拍电影，到医院去看我，我又谈过一次，所以谈不出什么。我觉得这篇小说，我还是喜欢的。主要人物都是很复杂的，性格比较复杂，我觉得都同情，三个主角不能完全是好人，也不能说是坏人，但是我还是同情他们的，我想通过这三个人物的命运来写那个时代，鞭挞那个时代，国民d的统治，就是这一点。解放后，重版几次，我也改过一些，主要是把人物性格写得更复杂一些，更丰富一些。

62、巴：那个时候确实是这样的，主要写知识分子的遭遇，我这个小说，情节很简单，就写了几个人物的性格。

63、1925年，8月，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因病于上海休养。9月，参加发起无政府主义组织上海民众社并出版《民众》半月刊。本时期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一些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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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巴金在抗日战争中后期写给沈从文的三封书信写满了他对友谊的忠诚、对文学的皈依，但结合巴金的生平与创作细察会发现，友情与文学只是他在践行“理想日常化”过程中用来跟世俗和自我战斗的工具。理想日常化道路的选择可以在精神分析视野下得到观察。巴金选择两种方式来解决自己面临的人格上的巨大矛盾：一是调和人道与享乐，给自己留出退路；二是高扬理想、信仰来拯救自己的软弱。这造就了巴金“软弱”而有韧性地反抗权威的姿态，也是巴金在当下能仍与时代“接合”的原因之一。

66、1927年赴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67、这篇访谈虽然不长，但信息量很大，涉及了《寒夜》的修改与版本变迁、翻译与传播、改编史与演出史等等。今年是巴金逝世十三周年，对此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68、一部《激流》三部曲，写出了一个个美丽生命被毁灭的悲剧。

69、巴：改过一次，改动不大。主要是性格方面改过一点，说明我都同情。比如说主要人物汪文宣，有些人说他是窝囊废，我说他是个很善良的人。那个社会让这样善良的人，这样好的人，这样的老好人都活不下去，都这样子，说明那个社会应该崩溃了，应该改革了。我的意思就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写那个时代，来控诉旧社会。所以，我就说最初有些人，我自己也是这样看法，好象这是一部绝望的书，是一部悲观的书，我自己当时也有点看法，有点影响，但是实际仔细想想，还不是悲观的，是有希望的！

70、“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10)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给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话。随后的几封信中，他们都在谈论此事，巴金表示：“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11)“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12)渐渐地，设想已进入操作层面的计划：“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13)

71、(15)　罗荪：《一项重要的文学建设》，《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第8版。

72、姜德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了巴金的呼吁，使得私人间的交流扩展到文学界，作家们纷纷响应这个号召。那又是一个春天，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两篇跟文学馆有关的文章，一篇是巴金的《创作回忆录》后记，另外一篇题为《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姜德明以编者的名义摘选巴金文章中谈文学馆的话，他说：“巴金同志文末提到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在他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中也曾提及，现摘录如后，以见他的迫切心情。”随后姜德明又组织几位文学界重要人士撰文呼应巴金的主张，臧克家认为“建个文学馆，好”：“今天，读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举手赞成！”(14)罗荪转达茅盾和其他老作家的看法：“他非常赞成这个建议，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创作资料提供给文学馆。”“这个倡议，还得到了老一代的作家叶圣陶、夏衍、冰心等同志的热烈支持。”(15)曹禺说：“它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这也将是祖国的一个荣誉。”(16)唐弢认为：“我赞成巴金同志的建议：这是回忆，也是前瞻！(17)

73、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6)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7)搜集研究资料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