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巴金的资料

1、(15)　罗荪：《一项重要的文学建设》，《人民日报》1981年3月26日第8版。

2、(30)　刘麟：《巴金的最后一件工作》，《文学的怀旧》第134页，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3年9月版。

3、9月，巴金赴青岛，在沈从文任教的青岛大学宿舍里为《砂丁》写了序言，10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

4、《繁星》的写作背景： 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海上杂记》。1923年，19岁的巴金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著名的“五卅”运动对他影响较大，他的民主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1月15日，他乘法国轮船“昂热号”离沪赴法，卫惠林同行，先后同船的中国学生计9人。他去法国是为了学习经济学，“向西方找真理”，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理论，考察欧洲的社会活动。法国既是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也是当时欧洲的政治流芳者的庇护所。2月18日，“昂热号”邮船抵达马塞。19日巴金抵达巴黎。在邮船航行期间，巴金撰写了《海行杂记》38则。《繁星》是其中的一篇游记，写于1927年1月。

5、(26)　罗荪1982年1月1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71页。(作者巴金的资料)。

6、(12)　巴金1981年1月9日致姜德明信，《与巴金闲谈》第180页。

7、(16)　曹禺：《致巴金——响应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人民日报》1981年4月2日第8版。

8、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出席开馆典礼，并代表d中央向文学馆表示热烈祝贺，向文学馆的倡议者、支持者、领导者巴金同志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说，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对其它姐妹艺术建立同样机构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他希望文学馆能够越办越好，越办越充实，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地位。(55)作为文学馆的倡议者和名誉馆长，巴金在会上做了简短又朴实的讲话：

9、我最早读课外书，是在小学三年级。第一本启蒙读物是《三国演义》。有一次，我在外祖母家度假。那个地方没有别的同龄小伙伴一起玩耍。外祖母看见我一副落寞的样子，忽然想起，说：“你到阁楼上去看看，那里有你舅舅的书，看看有没有你爱看的书！”外祖母没有进过学校，不知道那是一些什么书，但她晓得那是可以让我消磨时光，相当于玩耍一样的。我在那里很容易就找到一套《三国演义》，崭新的，装订成四册，刚拿上手，就被吸引住了。虽然是半文半白，我半懂不懂、囫囵吞枣，却也兴趣盎然地把它读完了。后来几乎每年暑假，只要没有别的书可看，没有别的玩耍，我就会把它重读一遍。可以说是它领我走进了文学殿堂，看到了另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从此我看演义小说，看武侠小说。稍长大后，不满足了，开始读新文学作品：巴金、老舍、曹禺、茅盾⋯⋯然后是鲁迅，外国文学名著。范围渐渐广了，书也渐渐读的多了。

10、“巴金是一本大书，这本画册就像‘理想的前言’，引导读者进入探索巴金的精神世界。”出版方、浙江摄影出版社总编辑林青松形容道。

11、上海谷臻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检索了2009年-2019年的知网关键词检索，巴金的研究文章约1700多条，经筛选后有效样本近800篇。

12、巴金在序言中写道：“说《砂丁》是匆忙中的产物，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话。而且说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在匆忙中写成的，也不是一句夸张的话。但是我仍旧爱这篇小说，就像爱我的其他的作品。因为它和我的别的作品一样，里面也有我的同情，我的眼泪，我的悲哀，我的愤怒，我的绝望。是的，我的绝望，我承认，但这并不是一切。”

13、1904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五四”运动期间，开始大量阅读《新青年》等书刊，逐步接受反帝反封建、科学民主等进步思想。

14、我谈起已故女作家罗淑，非常惋惜她生前写得太少了。巴金说他手头好像还保存有罗淑的几封信，应该有个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包括别位作家的资料，都应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我说可以考虑把原稿先在报刊上发表，巴金以为：“那倒不一定，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2)

15、 《寒夜》通过描写汪家的解体过程揭露了当时大后方社会的黑暗。

16、当年28岁的青年作家巴金，由此而与个旧开始了难解的文学情缘。

17、《鸟的天堂》是现代作家巴金于1933年创作的散文。此文后被选为人教版语文四年级上册教材的课文。选做课文时有所删减。

18、本书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巴金与索菲、巴金与“对巴金人格发展有很大帮助的人”卫惠林、巴金与被他称为“耶稣”的叶非英、巴金与吴克刚、巴金与乡土文学作家王鲁彦、巴金与“小老弟”单复、巴金与文学青年苏阿芒等人相知相识相互欣赏，甚至巴金送别他们人生最后一站的过程。表达了巴金对友情的重视，歌颂了巴金与朋友的真挚感情。第二部分记录了巴金的一部分作品和译作。介绍了巴金的创作过程及创作时面对的一些困难和趣事，解析了巴金写作中的修辞美。

19、(44)　见巴金1985年12月24日致杨犁信，《巴金全集》第22卷第4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8月版；巴金1986年2月1日致杨犁信，同前，第478页。

20、然而时光从未等人，从1932年春天直到1960年春天，跨越过漫长的28年之后，巴金才终于有机会到达个旧，深入矿山、矿工中，生活了6天。这是巴金对云南的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

21、在这批资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巴金各种版本的作品112种……有译成23种文字的巴金外文版著作49本；译文34种；具有研究价值的《煤》(后改为《雪》)《家》《秋》等出版清样8件。所捐书信中，有巴金大哥李尧枚(《家》中人物原型)自杀前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以及茅盾、缪崇群等作家信件8封。

22、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文学馆的存在和发展就将证明这个事实。我又病又老，可以工作的日子也不多了，但是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愿意为文学馆的发展出力。我想，这个文学馆是整个集体的事业，所以是人人都有份的，也希望大家出力，把这个文学馆办得更好。将来不但办一个，而且还办两个、三个，各地大的省市都有分馆，这样发展，我相信这个前景是会实现的。(56)

23、巴金1960年3月对个旧的访问，虽然匆匆，却使个旧获得了巴金珍贵而长久的爱。

24、本书是与巴金有六十年友谊的老友黄裳所著，记录了作者与巴金的交往细节，作者对先师的怀念，巴金的写作与生活，以及巴金的家人、朋友等。本书还收录了多封作者给友人的书信，信中多有涉及巴金之处，私人通信中所提供的线索，虽然谈不上系统，但在零星的文字间却有着比公开发表的文字更为直率和真实的细节。本书笔调生动、优美，是研究巴金不可多得的著作。

25、巴老说过，只要有人读我的书，我的书还在源源不断地印，我的爱在人间就不会消失。

26、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地承担文学馆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27、(7)　巴金：《现代文学资料馆》，《巴金全集》第16卷第295页。

28、今天，还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亲近巴金。令人欣喜的是，巴金的影响力在“后浪”中不断延伸。他们热爱巴老，研究巴老，并以此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

29、可是，即使在这样高压的政治环境中，在这场持续了半年多的大批判中，仍然有许多人顽强地发出支持巴金的声音。其中有一个参与这场批判的杂志《文学知识》，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曾发表过一个“来稿综述”，称：对巴金作品，“全部肯定这两个‘三部曲’(指《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有七十四篇，否定较多的有四篇，基本肯定又有所批判的有三十五篇”。如果说，这也可以算是一次准民意测验的话，还有那么多的青年读者不避政治风险，公开站出来为巴金作品辩护，恰恰说明了这场批判的惨败。一九五九年四月，这家杂志又公布了所收到的有关稿件竟多达近千件。可见人们是怎样关注着巴金和他的作品的命运。许多外国通讯社、学者、作家也有公开撰文报道、评论此事，反映了他们对巴金的重视。

30、从一个设想，到一代作家共同呼吁，再到筚路蓝缕中梦想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创立到发展，可见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践行自己信念的不懈努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理想的一个成功样本。

31、此次展览所展示的是作品，更是一位世纪老人和他的朋友们历经风雨后仍然不变的纯真友情。

32、1982年5月，筹建中的文学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巴金在给罗荪的信上说：“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28)胡乔木亲自致信巴金，是为巴金释忧，大家都知道巴金在为此事挂心。筹委会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于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前往祝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的还有：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29)这个临时馆址是在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等各方面协调下才解决的，然而，它并非最理想的保存资料的地方。有人曾描述当时的状况：“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的遗物，曾为慈禧的驻跸之地，园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五千，而使用面积又递减一半。房屋是砖木结构，刚经历了一场焚去三座大殿的大火，断壁残垣，枯树荒草，令人触目惊心。院内有几处用房尚被占住，麻烦层出不穷。文学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挺身去应付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考验了。”(30)

33、本书为巴金先生的好友萧乾先生所著。朋友和友情在巴金的生命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而在朋友们眼中，巴金是一位挚友、益友和畏友，是一位最可爱可佩的人。作者说过：“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本书作者通过回忆自己与巴金的往来，巴金对自己的帮助，记巴金的生平事迹，歌颂了巴金提倡真话、热爱生活、乐于奉献、心中有爱的美好品质。本书中还收录了萧乾写给巴金的几十封信。通过这些信件也能看出二者之间的深情厚谊。

34、巴金文学思想的核心为：真与善。这两点之间，“真”是巴金文学思想的生命，是核心，“善”是巴金文学思想的基点，是价值。

35、《那些朋友，那些书——忆巴金》(李树德著)

36、(25)　罗荪1981年7月14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7页。

37、“只要我一息尚存……”，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为文学馆呼吁和努力。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他又在为文学馆现代化的、永久性的馆舍而呼吁，他的一生绝少为自己个人的事情向领导人提出什么要求，但是，那些年，见到相关领导，他都会为文学馆呼吁。1993年1月3日，他尽管写字吃力还是提笔给当时的最高国家领导人写信，反映文学馆遇到的困难，最迫切的是馆舍的问题，他说：

38、母亲微笑着，把这些小生命抖落在小匾里。匾里已经撒了一层剪成细丝的嫩桑叶。这是母亲带着我从桑树上摘来的，擦得干干净净，剪得又细又匀。

39、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40、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成都人。作家、翻译家、出版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作品有：小说《灭亡》《家》《春》《秋》《憩园》《寒夜》等，散文集《海行杂记》《黑土》《随想录》等多种，有《巴金全集》《巴金译文全集》等。

41、(24)　罗荪1981年6月28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7页。

42、(19)　罗荪1981年1月29日致巴金信，孔瑞、边震遐编：《罗荪，播种的人》第264—26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

43、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捐赠珍贵的书刊、手稿、字画。1981年他就表示：“关于文学馆，以后我还可以：捐赠资料；继续捐赠稿费；捐赠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戏剧报》等全份。”(46)后来他又说：“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我要在去世前把这些事一一办好。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和心血。”(47)这些书刊都是他亲自挑选和整理的，这个工作占据了他不少时间：“从香港回来，还要清一点书和资料送给文学馆。摇旗呐喊的事情我还可以做一点。总希望让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48)“我下次去京，还要带几本书给文学馆。我的作品馆内缺的，我可以陆续补齐。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49)——“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这几乎是有求必应啊。巴金给文学馆捐资料不仅仅是那一段时间，而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直到老人身体衰弱无法再做这件事情为止。

44、　　我爱人生，所以我愿像一个狂信者那样投身到生命的海里。

45、(38)　巴金1981年4月24日致罗荪信，《巴金全集》第24卷第126页。

46、(35)　小叶：《大量开放文学矿藏的时代已经到来——访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杨犁》，《文艺报》1985年9月26日。

47、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永远存在于作品之中。巴金，永远与读者同在。

48、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图文传《巴金的世界》，相对全面展示了巴金的方方面面，以信仰、文学和生活三个世界串起其一生经历和成就。

49、纪申，原名李济生，1917年出生，成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员。著有《思绪滴点》《论巴金及其他》等，翻译外国作品有《两个骠骑兵》《一个地主的早晨》《巴库油田》等。

50、此外，巴金还捐献了珍藏多年的罗淑、王西彦、黎烈文、梁宗岱等人的手稿8件；巴金经常为之撰稿并参与编辑的《文季月刊》《水星》《烽火》《文艺复兴》等重要文学期刊15种以及其它珍贵资料。目前，巴金所捐献的资料，已全部送到中国现代文学馆。

51、2月22日  上海款转北京利息款13000元

52、当时很多有文化眼光的领导的支持是文学馆得以建成的重要保障：

53、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透露，巴老的稿费至今仍在源源不断回馈社会。今年春节之后，巴老的女儿李小林向武汉的少年儿童一次性捐赠了50万元。

54、虽然这过程中，难免会有辛酸、委屈。但你要知道，没有谁的生活不辛苦，每个看似轻松光鲜的人背后，都有一段硬撑的过去，撑过白天的疲惫，撑过夜晚的孤独，坚守着最初的梦和爱，用日夜的打拼争取向往的生活。

55、其中尤以他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为著。 《激流》通过描写高公馆的由盛转衰及其分崩离析，反映了封建大家庭逐渐没落的过程，表现了封建专制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趋势，讴歌了青年们的觉醒和反抗。

56、本书为日本作家坂井洋史先生所著。作者用缜密的逻辑对巴金的有关生平事迹进行了严谨探讨和合理的想象推理。解析了《随想录》的叙述策略和魅力，论述了围绕巴金的重新评价以及关于日本最早的巴金的作品的翻译及介绍，还有由一张老照片说起的杂考两则等。全书文字洗练流畅，能清晰地展现作者的思路。因此，这也是一部巴金研究的力作。

57、据悉，朵云书院旗舰店开业一年多来，上海之巅读书会这一品牌活动已举办近40期。

58、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59、(56)　巴金：《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典礼上的讲话》，《巴金全集》第19卷第386—38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60、巴金的举动和奉献，打动和感染了一大批老作家，特别是像冰心、李健吾、萧乾、汝龙等他的挚友，都迅速响应他的号召，把自己家里的“宝贝”捐献出来。冰心说：“我一生没有财产，最宝贵的就是前辈先生和中外朋友们赠我的他们的字画和著作。”冰心决定把它们全都捐给文学馆，“这馆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议下成立的……”(52)哪怕后来，他的朋友辛笛去世了，巴金也不在了，辛笛的家人还是把大量重要资料捐赠给文学馆。记得我曾问过辛笛的女儿王圣思，王老师回答：这是我爸爸生前答应过巴金伯伯的……

61、而他的精神遗产和思想命题，并不是放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在当下仍然有着生命力。

62、罗荪对巴金说：“我将尽可能摆脱其他工作，全力抓文学馆的事。”(33)“承您的信赖，我总尽一切力量促其成”。(34)1983年，罗荪，虚岁七十二岁；巴金，虚岁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在这个年纪，在身体都相当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一南一北共同为一个事业的开拓而殚精竭虑，想来不能不令人感动。文学馆，从一个梦想到短时间里落地生根，是一大批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开拓者们的奉献精神，不容忘记。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杨犁就曾以“创业难，但亦乐在其中”谈文学馆创建的不易：“文学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是由于文学家的响应，由于多方的支援，也有同仁的努力。所进驻时还不过五六个人，从清除院场、瓦楞上的蒿草做起，以零为起点的资料汇集就更为艰难了，他们捕捉每一个信息，从报刊杂志上，也到旧书店收购站去，甚至打算到造纸厂寻找线索。那是一点一滴的积累。”(35)黄裳1983年去北京特地去了万寿寺，他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在废墟后面的一进大殿里受到接待。听负责同志介绍万寿寺拨交现代文学馆后的工作进展情形。李枫同志后来也赶了来给以指导、说明。工作是艰难的。地处西郊，交通不便；生活设施几乎全无。因为是古文物建筑按规定在寺的周围若干米之内不得建造取暖的锅炉房，殿里更不能生火。北京的冬天，在这四面透风的大殿里办公就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殿里的佛像早已没有了。改为练功房后，方砖铺地也改成了水泥地平，大殿里疏落地堆放着一些新购置的书架、铁床和零碎的办公用具，此外就是一捆捆新出版的文学书。有的还没有解开、上架。每种书大抵都有两套复本。报纸杂志也有一些，一切都呈现着草创的样子。”(36)二十多年后，黄裳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九八三年秋赴京之前，去看巴老。他嘱咐我一定要抽空到现代文学馆去看看，回沪后把见闻告诉他。那时是文学馆的草创初期，暂时借住在万寿寺。我设法借了一部车子去了一趟，见闻就写在《东单日记续篇》里。设备简陋，困难重重，那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工作之艰辛，看了使人感动。”(37)

63、“回望巴金”系列丛书的作者大都是巴金的亲友，记忆中储备亲切的细节，多姿多彩的故事，多情多思的文字，给读者多味的阅读享受。让我们得以看到一个在生活中有血有肉、实实在在的巴金。让我们有幸能够更加直观地走进巴金这个伟大作家的世界！

64、推开养蚕室的门，立刻传来一片沙沙的声音，像下雨似的。那是蚕在大口大口地吃桑叶。那些日子，采桑叶的担子就落在父亲的肩上。父亲用很大的桑剪把桑叶连枝剪下来，成捆地背回来。

65、关于作家资料馆的事，……我想先写个缘起，请大家签名发起，再拟出个办法来，逐步促其实现，如可能，则在作协理事会上把这建议正式提出来，形成一个决议就更好了。(20)

66、(5)　巴金：《后记》，《巴金全集》第20卷第703页。

67、为了支持文学馆的工作，巴金正在让他的家属帮助整理他收藏的现代文学书刊，还有一些极为珍贵的书简、手稿等等。记者在巴金家小坐的片刻，他的侄女李国煣正和一位青年朋友帮他整理准备捐献的藏书，她拿了一本巴金创作的《春》来问：这本书是不是翻版书?巴金仔细过目以后作了回答，她才拿起归类去了。

68、同时高公馆的生活也是以作者自己早期的家庭生活为原型而书写，带有强烈的自传性质。

69、春天是养蚕的季节。每到这时候，我常常想起母亲来。解放前，我们家很穷，母亲就靠养蚕换点儿钱，给我们姐弟俩交学费。

70、1981年7月，他进一步表示：“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40)说到做到，立即行动，“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41)后来，他又郑重地对罗荪说：“以后我要办到：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讲出去也没有好处(我是个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42)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打印了那张致出版社的空白函，以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支付给文学馆。

71、本书收录的内容，是《巴金全集》未曾收录的巴金先生1950—1984年的出访日记，这些日记多写于巴金先生随身所带日记本上，是他在此期间社会活动和生活情况的真实记录，记录了巴金鲜为人知的个人生活和公务活动，能从中读出巴老的情感遭际和思想演进，借助这些文字，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友情的珍重、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和平的向往，现根据原稿整理(首次发表)，每部分日记之后，编者附录了巴金先生当时所写的文章，以利于读者将之与日记相互参证。

72、从那以后，在巴金的塑像前，当夕阳照射着老阴山一个个废旧的矿洞或一片片种满苦荞的坡地，常常会有老矿工或青年学生捧着巴金1932年春天写作的《砂丁》，诵读着开篇的句子：“黄昏。一条窄小的土路在灰白的暮色中伸出来……”或是默念着小说最后的结尾：“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但是她和她所爱的人以及那无数砂丁的骨头早已在坟墓里腐烂了。”

73、作者通过与巴金交往闲谈的若干事，让我们看到一个生活中真实的巴金。巴金爱书、痴书，喜欢买书，收藏书，但又不占有书，他把自家的多年藏书捐献出去，以造福更多人；他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携新人，倡导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出谋划策、贡献力量。通过对巴金写书、编书详情的介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国家，热爱祖国，把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爱国者；一个热爱文学、热爱写作的伟大作家。文章最后还收录了些巴金的书信原稿，让我们有幸能够更加直观地走进巴金这个伟大作家的世界！

74、1985年3月26日，沉寂已久的北京西郊万寿寺热闹了起来，这一天，中国现代文学馆要在这里举行开馆典礼。各个临时馆舍已修缮完毕，全部面积约一万平方米。馆内设有书库、报刊库、档案库、手稿照片库、摄影室、复印室等，藏书刊近六万册(本)、照片一千多张、原稿手迹二百余件，并保存了一批作家的录音录像，可谓初具规模。(53)文学界人士夏衍、沙汀、胡风、盛成、周而复、唐弢、林默涵、骆宾基、徐迟、林林、王蒙等和各方面领导二百多人出席了仪式。巴金专程从上海赶到北京，有人说这是“一次盛会”，并以“令人难忘”来描述那个场面。其中谈到巴金：“夏衍同志来了。我跟着他拥进了接待室。接待室里灯光闪烁，巴金被摄像师们紧紧地围住，不仅不能同他打招呼，简直挤不进去。我很快地退了出来。”(54)

75、关于文学馆的事，我同光年同志研究了，现在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冯文彬同志提议先由北京市拨一所房子作为过渡之用，年过后就需要自己去跑、去催，否则仍然是一纸空文。地方是北京原国际俱乐部(在东交民巷)，抓紧一点也许能给，这样可以先有落脚之处，便可着手工作了。叶老的字已经写好了，我将去取来，先把招牌做好挂起来，其他一些准备工作，都将逐渐开始做起来了，还想向各省市文联作协发信请协助搜集有关资料。您有什么意见，望随时示知。(26)

76、巴金深情而真诚地写道：“我跟锡城分别后，一晃就是二十年。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锡城经过十年浩劫也得到了新生……”

77、图片：郭新洋、李铭珅、主办方供图，部分源自网络

78、　　为着追求光和热，人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生命是可爱的，但寒冷的寂寞的生，却不如轰轰烈烈的死。　

79、那时，我不仅狂热地读巴金的书，还买巴金的书。虽然家境清寒，并无余钱可供我买书。我就把每天买早点的钱节省下来，日长天久，铢积寸累，陆续买得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灭亡》《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火三部曲》《巴金短篇集》⋯⋯等等，我都曾拥有；巴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书我也都有，散失了一些就又设法补买，有的旧版本至今仍还保存着。

80、凡有付给我的稿费，请迳(径)寄：北京八一○一信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收。备注项请注明“稿费”，以便登收

81、我们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经济社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变局、挑战，海量信息和多元价值让人目不暇接。

82、“我写这本书，不作任何修饰和渲染，只是力求做到真实、准确，希望是一份完整的记录。我宁可写得笨拙些、质朴些，也绝不损害原貌。只有这样才是对巴老的尊重。”

83、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6)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7)搜集研究资料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8)

84、(37)　黄裳：《二十年后再说“珠还”——写在新版《珠还记幸》重印之前》，《珠还记幸》修订本第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